在一个国内和离岸货币市场密切相关的复杂国际金融网络中，霸权不可以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霸权必须使其货币具有足够的弹性，以确保对其统治期间积累外债的兑付承诺。在这方面的任何犹豫，都将严重地（或是无可挽回地）削弱其霸权地位，行动上的疏失将令其同盟受到考验。

身为国际霸权的美国不可能在维持经济领导地位的同时，还兼顾不断攀升的外汇规模。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行为完全不受金融可承受性的制约，霸权才能够创造条件扮演全球体系中再生产的假定担保人的角色。全球体系当中必须至少有一个国家与外部均衡的规则脱钩，以便其他国家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

在国际经济失衡的现象中，债务方随着债务的不断积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违约风险，然而，债权方就能独善其身了吗？

自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汇市场的表现更为活跃。随着美元债务不断上升和全球资金流动敞口不断增加，外汇供求发生了变化，金融稳定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干预动机。干预策略和根据的调整与金融稳定考虑的重要性上升是一致的。及时的干预可以有效地改善外汇市场流动性，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家持有外汇储备缓冲可以提高信誉。由于储备的持有成本（carrying costs）增加，信用评级较高的国家可能有动机减少储备缓冲的规模。

贸易自由化是非对称的，因为相比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并没有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本文探讨了这一点是如何导致贸易失衡——一国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差异——以及因为这种差异，各国需要相互借贷的程度。鉴于已有贸易开放促进增长的证据，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全球失衡的风险，并促进全球增长。

危机以来，国际金融中的总资本流动（gross flows）问题的颇受瞩目。然而，经常账户（current account）和相应的净资本流动（net flows）的中心地位仍然根深蒂固，并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引发了争论……

我们通过将中国和德国作为主要的盈余国家和债权国来分析全球和欧元区的失衡。本世纪以来，两国国内的改革都扩大了有效劳动力，限制了薪资，将收入转为利润，增加了企业储蓄。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两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均有所扩大，而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已被证明更为持久，因为国内投资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