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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5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作了题《欧洲和欧元20年》的演讲，提到了单一市场、单一货币的原理以及意大利是如何受益的，以下为演讲全文，欢迎阅读！

下个月，我们将迎来欧元发行的第二十年。

欧元存在的20年或许是不同寻常的。前十年是全球金融周期30年上升的高潮，而后十年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是，尽管这两个时期不同寻常，但它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仍然需要做什么的有用经验。

货币联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并没有获得所有国家预期的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政策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货币联盟不完整的结果，这导致了危机期间的稳定不足。

因此，未来的道路是找出必要的变革，使我们的货币联盟为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而运转。

我们需要尽快做出这些改变，但我们也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些改变对欧洲人民很重要。

单一市场、单一货币的原理

单一市场常常被简单地视为全球化进程的一种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甚至消除了汇率的灵活性。但单一市场和全球化不是一回事。

全球化提高了所有经济体的整体福利水平，尤其是对新兴市场而言。但现在清楚的是，伴随这一进程而来的规则并不足以预防全球化造成的严重扭曲。对于那些面临激烈竞争的人来说，开放的市场加剧了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并增加了他们在一个创造的巨额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世界里被“甩在后面”的感觉。

然而，从一开始，单一市场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获得开放的好处、同时为最脆弱的群体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护欧洲人民免受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不公。这无疑也是单一市场设计师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的愿景。

单一市场是在欧洲经济疲软时期形成的。从1973年到1985年，之后组成欧元区的12个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注：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低于1960年到1973年间的5.3%。增长潜力也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每年5%左右下降到下一个十年开始时的每年2%左右。

政府对低增长的典型反应是增加财政赤字。从1973年到1985年，欧元区12国的公共赤字平均占GDP的3.5%，而意大利的公共赤字为9%。欧元区的失业率从1973年的2.6%上升到1985年的9.2%。在意大利，这一比例同期从5.9%上升到8.2%。

但欧盟拥有一种可以用来促进增长的强大工具：共同市场。

增长潜力放缓的一个原因是，欧盟内部贸易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初陷入停滞，因为共同市场主要覆盖增长已经饱和的中间产品。高研发和高技术含量行业的贸易受到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从而防止了生产率溢出。

单一市场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障碍、扭转经济潜力下降的趋势，让更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

然而，单一市场绝不仅仅是这样，它还旨在保护人们免受不可避免的变化所带来的一些成本，这反过来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创造更有利的政治环境。

与更广泛的全球化进程不同，单一市场允许欧洲将其价值观施加于经济一体化——建立一个尽可能自由但公正的市场。产品规则可以用来保护消费者不受其他国家宽松标准的影响，并保护生产者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此外，通过为“社会倾销”设置底线，并坚持劳动标准，生产规则可以被用来保护工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单一市场议程的同时，加强了欧盟的共同规则制定和司法审查权力。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欧洲当局，以保障公平竞争；例如，随着对特定食品的地理标识保护的引入，产品标准变得更加严格。在欧盟有权采取行动的领域，欧洲社会模式的核心保障措施正逐步嵌入到欧盟法律中。

欧盟立法并没有导致整个欧洲的劳工保护完全统一。但这意味着，即使低收入国家已经加入欧盟，各国之间的劳动标准差距也在逐渐缩小。研究发现，自1980年以来，欧盟社会支出的重要领域出现了向上趋同的过程，尽管近年来这一趋势有所减弱。在国际层面没有这样的现象。

但单一市场需要比自由贸易区更大的汇率稳定性，这导致了经济政策的重大权衡。托马索•帕多阿-斯齐亚帕(Tommaso Padoa-Schioppa，注：欧元之父)在他著名的“不一致的四角”（inconsistent quartet，注：类似于不可能三角)中对此表达得很清楚：如果欧洲国家想从有管理的开放贸易中获益，它们不可能同时拥有资本流动性、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

各国政府最初应对这一难题的办法是维持固定汇率，并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管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但随着金融一体化的深化和资本管制在1980年代逐步取消，固定汇率变得不可持续。

由于国际金融风暴，本币挂钩德国马克的国家必须定期决定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贬值，或保持与马克平价和失去货币政策主权。

鉴于决策者必须频繁地做出这些决定，一些国家失去了汇率稳定的好处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社会成本很高。这一过程随着1992- 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而结束，当时进入衰退的国家跟随德国加息已不再可信。

与此同时，不断贬值的货币正变得与各国试图建立的深度单一市场格格不入。

实际上，汇率灵活性将以两种方式削弱单一市场。

首先，这将削弱企业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因为它们本可以通过贬值而不是提高人均产出来提升竞争力(哪怕只是暂时的)。然而，在欧洲，这种行动并没有带来持久的福利收益。

从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问世到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意大利里拉对德国马克累计贬值了大约一半。然而，在此期间，意大利的年均生产率增长低于欧元区，GDP增长率与欧洲同行大致相同，失业率上升了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意大利的消费价格累计增长了223%，相比之下，欧元区的消费价格增长了103%。

其次，从长远来看，如果投资于提高生产率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其他国家进行竞争性贬值的“以邻为壑”行为，剥夺部分好处，那么对单一市场的支持就会遭到破坏。开放市场不会持久。

上世纪60年代，欧洲经历了汇率灵活性与共同农业市场之间的问题。在没有单一货币的情况下，共同农业政策是基于以记账单位报价的价格。但接连发生的货币危机，尤其是1969年德国马克重估和法国法郎贬值，损害了市场的信任，因为受影响的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

通过引入货币补偿金额来缓和汇率突然调整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突然变化，这一问题得到了缓和。但事实证明，这一制度难以实施和维持，因为它几乎不可能避免生产和贸易的扭曲，这种扭曲损害了欧洲社区内的关系。

因此，面对“不一致的四角”政策选择，单一货币至少在原则上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使各国能够维持稳定的汇率，从而受益于单一市场内部的开放，同时尽可能管理其成本。

当然，并非所有加入单一市场的国家都加入了欧元。一些国家，如丹麦，将他们的汇率与欧元挂钩。对其他国家来说，单一市场是通往欧元的门户。在第一个十年中，又有5个国家加入了欧元区，第二个十年中又有3个国家加入，但其他较小的经济体迄今仍未加入。

英国是单一市场中唯一一个选择不加入欧元区的大型经济体，这不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且是由于结构原因，例如它过去曾有过相对较低的汇率传导。

单一市场、单一货币的好处

我们应该考虑用单一货币建立单一市场的好处是什么。

在欧元保护单一市场的情况下，贸易增长有所增加，欧盟内部出口占欧盟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3%上升到如今的20%。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进入全球市场，但欧元区内部贸易的绝对值和占发达经济体贸易总额的份额都有所上升。欧洲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动也增加了，从1992年到2010年，从欧盟其他地区流入意大利的资金增加了36%。

在欧盟内部贸易增长的背后，或许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展，那就是欧洲经济通过深化价值链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本世纪初以来，欧盟内部国家之间的供应链联系比它们与单一市场以外国家之间的供应链联系加强得更快，在危机期间也更有弹性。

作为单一市场议程的一部分，关税壁垒的消除促进了生产过程中的多次过境。全欧洲的标准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关于其他国家生产质量的确定性，并鼓励了典型的价值链生产过程的碎片化，从而促进了欧盟内部的价值链。单一货币通过消除外汇支付和结算成本以及对冲汇率风险，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进程。

参与这些价值链为所有国家带来了收益，特别是在生产率溢出方面。价值链中使用的进口投入对生产率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提振。更高的生产率带来了更高的工资。价值链内的整合与所有技能组的时薪增加相关。

此外，融入价值链改善了欧洲国家之间的风险分担，因为它使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收益(和损失)得以更平均地分配。在欧盟内部，近20%的出口支持就业岗位位于最终产品出口国以外的国家。

大约有50万意大利工人参与了其他欧盟国家的公司的生产过程，这些公司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意大利企业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很高，这与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

正是这种与价值链的联系，使得意大利制造业中非常典型的中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在一个日益被规模主导的世界里，这使得意大利保留了其基本特征之一。意大利通过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深深融入了欧洲的生产过程。

欧洲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欧元区国家的汇率关系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

首先，货币联盟内部无法贬值的成本已经下降。研究表明，与那些通过盯住汇率而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体相比，欧元区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失调更小——尽管更持久。

与此同时，价值链削弱了竞争性贬值的短期好处。由于出口中进口所占份额更大，货币贬值对外部需求的任何提振都被进口中间产品的投入成本上升所抵消。因此，人们发现，参与价值链降低了出口数量对汇率变动的响应。

因此，任何一个理论上希望通过贬值来重获竞争力的国家，其贬值幅度都将远远超过过去几十年的必要程度。如此规模的货币贬值不仅会威胁到单一市场的存在，还会造成该国国内福利的大量损失，因为贬值将通过提高进口价格产生更大的消极影响。对非欧盟国家的研究表明，对社会上最贫穷的人来说，福利损失最大，因为相对富裕的家庭来说，较贫穷的家庭在可交易商品上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大。在欧元区国家也是如此。

但脱离欧元区是否会在货币政策主权方面带来额外好处呢？这并不明显。

首先，与过去的固定汇率制度相比，单一货币实际上让各国重新获得了货币主权。过去货币政策的决策实际上属于德国，现在为所有欧元区国家共享。而且，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加速之际，欧元金融市场的规模已使欧元区不那么容易受到美国溢出效应的影响。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单一市场成员国(而非欧元成员国)似乎并不高度重视货币主权的假定优势——例如为政府支出提供货币融资的能力。这些国家的加权平均公共债务占GDP的68%(如果不包括英国，为44%)，而使用单一货币的国家的这一比例为89%。

无论如何，正如意大利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政府债务的货币融资并没有带来真正的长期利益。在意大利债务货币化更为普遍的时期(比如上世纪70年代)，要保持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的增长率，就需要多次贬值。通货膨胀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并打击了社会上最脆弱的群体。

欧元区的趋同与分化

认为货币联盟将带来的“稳定文化”将带来更高的增长和就业，这种看法没有错。但单凭加入货币联盟就足以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需要并且继续需要更多。

对于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始人来说，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货币联盟显然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市场可能会带来差异化收益，一些地区的收益会高于其他地区。这是意大利和德国的经历。

一些欧元区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斯洛伐克、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趋同。自1999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实际人均GDP与欧元区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约三分之一。其他一些起点同样远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国家(如葡萄牙和希腊)，总体上无法明显缩小差距。

但这种分歧并非欧元区独有。美国最富裕州的人均GDP大约是最贫穷州的两倍，与欧元区的差距大致相当。整个欧元区国家的增长率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大幅下降，自2014年以来，已与美国各州的增长率差异相当。

那么，是什么推动了各国不同的趋同轨迹？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欧元区成员国有关？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首先是人均实际GDP水平的趋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外国直接投资率、生产率增长和制度质量等因素的推动。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共同使用一种货币来促进，但不是由它来决定的。国内政策、结构和体制改革以及欧盟结构基金的贡献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趋同的第二个概念与增长率有关，即不同国家的商业周期同步的程度，尤其是在遭受重大冲击时。这更多是由货币联盟成员国决定的，因为货币联盟的设计会影响各国在衰退期间调整和稳定需求的能力。

就意大利而言，我们看到了长期和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在1990年至1999年之间，也就是在引入欧元之前，意大利的累计人均GDP增速是欧元区成员国中最低的。从1999年到2008年，意大利的累计人均GDP增速仍然欧元区所有成员国中最低的。从2008年到2017年，意大利是第二低的，仅次于希腊。而且，如果我们再往前看，我们在1980年代看到的增长是从未来借来的，其基础是留给后代承担的债务。

因此，意大利的低增长现象可以追溯到欧元诞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供给方面的问题，如果从地区表现来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不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一些结构性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例如——仅举个例子——世界银行编制的“营商便利指数”：较贫穷地区的价值通常低于较富裕地区。

与此同时，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在危机期间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事实突显了两点。首先，结构较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受到经济放缓的影响；其次，我们的货币联盟在一些关键方面仍不完整。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实施果断结构性政策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快地从危机中复苏。在作出这种改变的国家，劳动力市场现在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更灵敏，经济状况的改善带来了就业增加。但是，除了结构性政策，还需要不同层次的保护，以确保各国能够在危机期间稳定经济。

如果在欧元区层面没有适当的支持，货币联盟中的单个国家可能会暴露在主权债务市场自我实现的动态中。正如我们在2011年至2012年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超调可能加剧经济低迷时期的不利债务动态，导致国家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通常情况下，主权借贷成本在衰退时应会下降，但当时占欧元区GDP三分之一的经济体的借贷成本与风险厌恶情绪正相关。结果是稳定性确实，损害了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

因此，结构较弱的国家最需要欧洲货币联盟的工具，以分散危机风险，抵消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通过金融市场深化私人部门的风险分担，是防止此类事件重演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美国，大约70%的冲击是通过整合的金融市场在各个州得到缓解和分享的，而在欧元区，这一比例仅为25%。因此，完成银行业联盟并着手建设真正的资本市场也符合欧元区较弱国家的利益。

但国家预算永远不会失去其在危机期间作为主要稳定工具的作用。在欧元区，约50%的失业冲击是通过国家公共预算中的自动稳定器来吸收的，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然而，自动稳定器的使用，取决于不受债务水平限制的国家。因此，必须再次创造必要的财政空间，以便在发生危机时进行预算干预。

然而，各国的财政政策也需要在欧洲层面得到补充。我们需要一个制度架构，为所有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以确保它们的经济在衰退期间不受顺周期市场行为的影响。只有当支持是暂时的、不构成国家间的永久转移的情况下，这才有可能实现，否则这将导致无法进行必要的财政整顿，更不用说恢复增长所需的根本结构改革。

结论

近年来，我多次提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非出于技术官僚希望看到各国趋同，也并非出于货币联盟平稳运转的愿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改革议程，这些改革是为工资、生产率和就业的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并巩固福利的唯一途径。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措施必须在国家层面采取，但是，最近关于发起一项促进一体化和竞争力的工具的决定可以在欧洲层面支持这些措施。

然而，应对未来的周期性危机，抵御冲击的两层保护——通过私人金融系统风险的多元化以及通过国家预算和财政空间的反周期支持——需要一个完整的和有效的方式进行交互。

我们在完成银行业联盟和资本市场联盟方面取得的进展越多，就越不迫切(尽管仍有必要)需要建立一种财政能力，这种能力有时可以补充国家稳定器。在大危机时期，这两方面的不作为加剧了货币联盟的脆弱性，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加剧。

很明显，完善货币联盟是准备向更完整的联盟过渡的最佳方式。货币联盟是单一市场的必然结果，它已成为政治项目的一个不可分割和决定性的方面。

统一的欧洲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殊情况的结果。其间的几年证实了在欧洲和全球层面所作选择的合理性。已经出现的挑战在性质上变得更加全球性，需要共同解决，而不是单独解决。这对欧洲人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在各自国家的层面上，还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层面上。

然而，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激励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记忆似乎遥不可及，而且这些选择背后的理由已被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造成的痛苦所削弱。我们是否正在摆脱危机并不重要。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小小倒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欧洲项目在今天更加重要。只有通过继续取得进展，释放个体的能量，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我们才能以统一的目标通过民主来拯救它。

来源：Speech by Mario Draghi, President of the ECB, at Laurea Honoris Causa in Economics by University of Sant'Anna, Pisa, 15 December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