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不平等与离岸资产(下)

2019/06/21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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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避税天堂和发达的税务优化产业的存在,最近的研究可能低估了财富不平等的当前程度和上升趋势。

本文由智堡翻译,原文为公开版权内容,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Global Wealth Inequality,作者:Gabriel Zucman,发表日期:2019年2月7日,原文链接:https://gabriel-zucman.eu/files/Zucman2019.pdf,译者:夏立

上篇请见《全球财富不平等与离岸资产(上)》。

因篇幅等原因有较多删节,原文请见附件。


4. 全球财富不平等

本节将呈现对于美国外其他国家的财富不平等的估算,以及对全球财富集中度的初步估计。一般来说,下面讨论的估算是基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WID) 中可用的数据序列,它们更新了Alvaredo等人 (2017, 2018) 提出的早期结果。这些数据使用了调查数据和税收数据(资产所得税报表或遗产税数据),将官方家庭资产负债表中记录的家庭财富组合分配,并通过富豪榜的数据进行补充,在方法论上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的优势。值得强调的是,鉴于世界许多地区衡量财富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尽管进行了这种协调努力,这些序列仍应被视作是不完善,临时和可修订的。

图4 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

图5 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前10%人群的财富份额

4.1 各国的财富不平等

图4和图5显示了5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前1%和前10%财富份额的演变。近几十年来,我们观察到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财富集中度大幅上升,法国和英国的财富集中度上升较为温和。

在中国和俄罗斯,现有证据表明,过去二十年来,财富不平等现象大幅增加,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都几乎翻了一番,在中国,该份额从1995年的15%增加到2015年的30%,在俄罗斯则从低于22%增加到43%左右。有趣的是,虽然在俄罗斯前1%人群占有的财富的份额远高于中国,但两国的前10%人群所占有的份额相似(2015年中国为67%,俄罗斯为71%)。过去二十年,两国都经历了经济转型,而俄罗斯的最富裕阶比之中国则在其中受益更多。俄罗斯的财富不平状等状况几乎与美国一样高,而中国的财富不平等则大致介于法国和美国之间。

Novokmet等人 (2018) 在讨论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时指出,中国和俄罗斯采取了不同的住房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在俄罗斯,国有企业通过快速的证券私有化 (voucher privatization) 程序转化成私营部门。公民被分得了一些证券凭证,这些凭证代表了可以交易或出售的前国有企业的潜在股份。这种证券私有化战略导致净公共财富迅速大幅减少,从1990年占国民收入的约300%降至2000年的70%。私有化在中国发生的速度更慢。一小撮人(寡头)从俄罗斯更快且更混乱的私有化进程中获利,因此俄罗斯的财富集中度比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更高。

过去几十年来,法国和英国的财富不平等的增长似乎比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更为温和。一些文献强调住房和房地产价格在缓解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在这两国,房地产价格在2000年代大幅上涨,使得中产阶级的财富份额更有可能增加,因为其大多数财富都投资于住房。而上层阶级则大多持有金融资产。Martinez-Toledano (2017) 表明,房地产价格同样在西班牙发挥了平衡作用,致使财富集中度保持大致稳定(尽管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混乱演变导致大量短期差异)。然而,高房价对财富不平等产生了暧昧的影响:尽管它们往往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财富份额,但也使穷人更难成为财产所有者,从而加剧了穷人(后50%)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财富不平等(前10%-50%)

欧洲与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包括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今天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明显低于其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当美国和俄罗斯的财富不平等似乎已经恢复到一个世纪前的程度,欧洲国家现在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并不存在的,更为发达且世袭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之所以占有较大比例财富,主要是二战后几十年采取的一序列政策的产物,包括国有化,租金管制和税收政策。财富不平等在1950-1970年代的混合经济体制下被历史性的减少。

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近几十年来,私人养老金的强制入险在平衡一些国家的私人财富分配方面上发挥的作用。Jakobsen等 (2018) 发现1997丹麦取消财富税后,顶层人群的财富积累显著增加。然而,因中产阶级拥有的私人养老金财富同样增加,这份增长被抵消了。总体而言,私人养老金的数额从从1980年代国民收入的的50%左右上升到2014年的178%。与住房一样,养老金财富的分配相对平均,因此养老金财富的(普遍)增加往往会减少顶层占有的财富份额。如Chetty等人 (2014) 所示,雇主对退休账户的自动强制上缴大大增加了丹麦中产家庭的储蓄,养老金财富和总财富。通过默认勾选 (default options) 或助推 (nudge) 的方式激励中产阶级储蓄似乎是促进财富积累和平衡财富分配的有力方式。更广泛地说,一国内部的制度特征(如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的管控和养老金政策)似乎是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 尽管在财富积累的标准模型中通常会被忽视。

4.2 全球财富不平等

继Alvaredo等(2018)之后 ,我提出了对全球财富集中度的初步估计,因为迄今为止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中收集的数据还不足以构建全面的全球财富分配,所以我呈现的世界由中国,美国和欧洲为代表,而欧洲本身则由三个国家(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代表,因为比起其他存在财富不平等数据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这三国似乎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然而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目前还没有对私人财富总量的良好衡量标准 - 特别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幸运的是,现有的,对于以上关键区域的研究已经为全球财富动态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财富是高度集中的:中国,欧洲和美国合并后的前10%共占有三地合并后超过70%的财富份额(译者注:此处的数据并非各取三地的前10%,而是将三地的数据汇总后,取总数据的前10%,下同),后50%的份额则不到2%;而中间的40%(可称为全球财富中产阶级,global wealth middle class)则占有不到30%。如果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被纳入分析,那么财富集中度可能会更高,因为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人都处于财富分配的贫穷地区。另一方面,财富分布比收入分布更集中。在大多数国家内部,后50%所占有的财富份额接近0%(而后50%收入则通常占总收入的15%-25%左右)。也就是说,后50%的所拥有的总资产通常与其背负的总债务一样大。相较之下,顶层人群拥有的财富远超平均水平(而在一国内部,前0.1%人群的平均财富通常是该国全民平均财富的100到200倍)。

图6 世界财富分布(中国+欧洲+美国)

其次,有证据表明过去几十年全球财富不平等程度略有上升。中国,欧洲和美国合并后的数据中,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28%增加到今天的33%,而后75%份额徘徊在10%左右(图6)。全球财富动态由国家内外的不同力量共同驱动。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转型中的大规模私有化,推动了大型新兴经济体内私人财富增长,使其快于富裕国家。尽管这减少全球了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然而由于各国内部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使得合并后得出的全球财富不平度程度仍有所增加。而国家内部不断增加的财富不平等则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包括由储蓄率和收益率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加剧。

图7 各财富百分位人群在1987-2017的财富增长 (中国+欧洲+美国)

图7展现了,对于在世界财富分配的每个百分位上的人群,其财富实际增长率的估算。1987年至2017年间,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前1%人群的平均财富增长率最高,为每年3.5%(相对的,平均每个成年的人财富增长率为2.8%,平均收入增长率为1.9%)。在财富分布上,越富裕的人群财富其增长越快:前0.1%人群的财富平均每年增加4.4%,而前0.01%则达到了5.6%。从1987年开始,这些增长率数据可以与全球福布斯富豪榜中所示的财富增长率进行比较。福布斯排行榜覆盖了更多国家,但仅覆盖了一小部分人口。据“福布斯”报道,自1987年以来,前两千万分之一人群的财富平均每年增长5.3%,而前1亿分之人群的财富平均增长了6.4%.

第三,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百分位的后半段人群所拥有的的的财富也显著增长。这种模式让人联想到全球收入增长的“大象曲线” ("elephant curve")。也就是说,全球财富分布的演进似乎在性质上与收入分布的演进相似。财富分布中的后75%人群的的财富增长幅度相当大(涨幅与全球财富大致相同),尽管仍低于最富有的人群。而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财富增长率最低。全球财富中产阶级 (global wealth middle class) 受到挤压。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可获得的有关财富分配的统计信息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是非常不完美的,迫切地需要更加透明和更好获取的行政数据来源。

5. 离岸财富

可用的财富不平等统计中有一个关键限制,即它们通常不包括对于离岸财富的估计。自1980年代以来,瑞士,香港和巴哈马等类似的离岸金融中心兴起了大型的离岸财富管理产业。位于这些国家的银行为世界各地的富人的服务。他们为这些个人提供绝大多数是合法且合理的各项金融服务,但这些金融服务增加了使用现有数据-国民账户和税务记录估算财富不平等的难度。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离岸中心进入了跨境财富管理市场,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使得跨境调用资金变得简单,这表明近来的估算可能低估了全球财富集中度的程度和上升趋势。我们对这些偏差的严重程度了解多少,并期待如何克服这些偏差呢?

5.1 有多少财富停放在避税天堂?

我们从使用现有的有关避税天堂的宏观经济财富数量的证据开始。瑞士中央银行,世界上关键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 和国际投资仓位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s ,IIP) 的系统性异类,通过其发布的直接统计数据, Zucman (2013,2014) 估计全球家庭金融财富的8% 停放在离岸,相当于世界GDP的10%,亦或约等于在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前夕的5.6万亿美元。Pellegrini等人 (2016) 获得了类似的估算,而这些数字已经取了估算范围中的较低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估算,2007年海外家庭拥有总计5至7万亿美元的资金;根据对财富管理机构的采访,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同一年估算出的数字是7.3万亿美元;Cap Gemini和Merrill Lynch (2002) 对2002年的估算为8.5万亿美元;Palan,Murphy和Chavagneux (2010) 写道,“2007年全球富人停放在避税天堂中的财富约为12万亿美元;”Henry (2012) 在2010年发现21至32万亿美元。因为Zucman (2013) 的估算方法论是只统计金融财富,而贵重物品,艺术品,房地产和其他非金融资产并未被计算在内,这解释了该研究的结果和其他研究在数额上的差距。

在此之前,按照国家去分离全球离岸财富都十分困难。2016年,一些知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包括瑞士,卢森堡,海峡群岛和香港,开始披露外国人存在银行的存款数量的双边数据。国际清算银行 (BIS) 已经收集了这些数据几十年,但在2016年前,国际清算银行只披露了国家层面的汇总数据(如外资在香港银行的存款总额),而非双边数据(例如印度居民在香港拥有的银行存款额)。2016年,大多数离岸中心授权国际清算银行发布双边数据。这些数据序列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如俄罗斯居民在瑞士的银行或德国人在泽西岛所拥有的银行存款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Alstadsæter等人 (2018) 发现,尽管离岸财富约为全球GDP的10%,不同国家之间的离岸财富有着显著的异质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拥有的离岸财富仅相当于其GDP的百分之几,而在在欧洲大陆,离岸财富规模则达到了GDP的约15%,在俄罗斯,海湾国家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达到了60% 。决定离岸财富的规模并不能仅通过税收或制度因素来解释。在拥有大量离岸资产的国家中,既有独裁国家(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近期有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阿根廷,希腊),亦有旧民主国家(英国,法国)。在离岸资产存量最低的国家中,既有税收相对较低的国家(韩国,日本)也有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丹麦,挪威)。相反,地理因素和特定的国家发展轨迹则与离岸财富的存量密切相关。地理上靠近瑞士 - 第一个在1920年代发展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国家 - 则意味着更高的离岸财富存量。此外,自然资源的存在与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程度都与离岸财富的存量相关。

5.2 避税天堂停放的是谁的财富?

此前,关于停放在避税天堂的财富属于谁的信息很少。在缺乏这些微观数据的支持下,上述的宏观研究都无法准确评估避税天堂对衡量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现在,新的数据源可以揭示谁拥有海外财富。这些数据来自离岸金融机构——汇丰银行瑞士分行(“瑞士泄密”)和Mossack Fonseca(“巴拿马文件”)——的大规模泄密,以及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税务赦免。2007年,汇丰瑞士员工提取了该银行30412名客户的完整内部记录,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正在逃税。2016年,巴拿马律师事务所Mossack Fonseca(一家著名的离岸公司服务提供商)创建的空壳公司的部分股东的身份被揭露。此外,近年来各国政府都诉诸税务赦免,以鼓励逃税者宣布未申报的资产。在美国,从2009年开始,美国国税局(IRS)制定了一系列的“坦白从宽”计划,主动申报的逃税者可以付较少的罚金并免于刑事制裁。Alstadsæter等 (2017) 分析泄露的汇丰银行和巴拿马文件数据(以及微观的税务赦免数据)与相匹配的挪威,瑞典和丹麦的全民行政收入和财富记录。Avila-Mahecha和Londono-Velez (2018) 分析了巴拿马文件的数据和相匹配的特赦数据与哥伦比亚财富税数据。Johannesen等人 (2018) 则分析美国的离岸财产自愿申报计划 (offshore voluntary disclosure programs) 和相匹配的个人所得税报表数据。

这些消息来源显示,离岸财富极为集中。在斯堪的纳维亚,前0.01%人群的财富占有着藏在汇丰银行中的自金融危机以来在税务赦免中披露的财富的50%;前0.1%人群则约占有这笔财富的80%。不论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还是在哥伦比亚,拥有的财富越多,将其存在离岸的可能性就越高。乍一看着令人吃惊,因为根据规范的Allingham和Sandmo (1972) 的逃税模型,越富裕的逃避者应该越少逃税,因为他们更有可能被审计。然而另一份模型提供了解释:离岸财富管理机构会优先为更富裕的客户提供逃税服务(因为发生泄漏的可能性随着服务的客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5.3 对离岸财富的会计处理

隐藏财富的会计处理的财富不平等有何影响?(译者注:本文中财富会计处理指在计算各人群时是否将离岸财富计算在内,上述的研究并未涵盖,下述的研究则利用各种数据来源将离岸数据计算在内) Roine和Waldenstrom (2008, 2009) 第一批直接调查了此问题。他们运用间接的方法,通过国际收支 (balance of payments) 和金融账户 (financial accounts) 中的剩余流量 (residual flows) 来估算瑞典居民隐藏的财富数量,并假设这些财富主要属于顶层人群。根据不同的估算方法,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从2000年代的约20%增加到25-30%。 Roine和Waldenstrom (2008) 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的初步处理所表明的数量重要性,离岸财富的作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更加关注。”

基于新的BIS宏观数据和泄漏数据,Alstadsæter等人 (2017) 发现90%-95%的离岸财富确实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富有的1%纳税人。Alstadsæter等人 (2018) 调查了隐藏财富对10个国家(这10个国家共占世界GDP的近一半)不平等的影响,,并假设离岸财富的集中程度在其他国家和在斯堪的纳维亚一样。在像挪威这样的国家,计入隐藏财富因素后,前0.1%人群占有的财富份额显著增加,从2000年-2009年的平均值从8.4%增加到9.8%。对于前0.01%人群,300个挪威家庭在2010年的财富加入离岸财富进行分析后,得出的财富总额增加了超过25%。也就是说,这些家庭至少20%的财富停放在避税天堂。

从国际视角来看,离岸财富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财富组成中占比较小;相对的,在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前0.01%所有财富(隐藏加非隐藏)中约有30%-40%存放在离岸(图8),财富不平等状况其受到离岸财富会计处理的影响会更大。在美国,(算入)离岸财富也显著增加了(财富)不平等,然而其对结果的影响比之欧洲更为温和,因为即使忽略避税天堂,美国顶层人群的财富份额也非常高。尽管对避税天堂的财富规模和分布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行全面准确的估算,这些结果显示,研究全球化世界中富人财富积累已不能仅仅依靠税收数据。

图8 前0.01%人群的财富占比和组成

此外还可以估算离岸财富如何影响财富集中度的长期趋势。我以挪威作为例证(图9),挪威存在一致的,关于顶层人群占有财富份额的时间序列数据。挪威在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都一直征收财富税。根据公布的税收统计数据,Roine和Waldenstrom (2015) 估算了长期的顶层所占财富份额;从2001年开始,Alstadsæter等人 (2017) 从第三方(挪威银行,共同基金,存款机构等)的报告,通过微观财富估算得出每个挪威个体的家庭总财富,来估算财富不平等。可观察财富的整体长期演变非常清晰。从行政数据看,财富集中程度在二十世纪初期相对较高:最富有的0.1%家庭的财富份额为12-14%。从1940年代到70年代,份额在逐渐下降:在这40年中,前0.1%的财富份额似乎减少了一半以上,在1980年代达到了约6%的低水位。自那之后,它似乎已经反弹至约8%。

图9 挪威顶层人群所占有的财富份额,算入隐藏财富后

为了修正挪威1930年代的顶层财富份额,我使用了20世纪海外财富宏观经济演变的可用估计。在1990年代,两个国际委员会曾获得过瑞士银行的档案。第一个由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 主持,旨在查明属于纳粹迫害受害者及其继承人的休眠账户;第二个由历史学家Jean-Francois Bergier主持,旨在更好地理解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借助这些委员会的工作,Zucman (2015) 构建了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由瑞士银行管理的外国财富数量的历史序列初。我假定挪威的离岸财富的演进趋势同瑞士银行的外国财富的演进趋势一致,隐藏的财富在过去的集中程度与今天相同。虽然这会涉及相当大的误差,但对于(财富不平等演进)广义的模式上的预测上可能仍是强有力的:所有可用的证据都表明,尽管外国人在瑞士持有的财富在1930年代就已经不少,但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却迎来了大幅度增长。因此,在计入隐藏资产后,从仅靠税务数据所得出的,自1930年代以来顶层0.1%人群所占财富份额下降幅度,将直接减半。前0.01%人群似乎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财富集中度下降和战后几十年的政策变化中恢复过来。尽管一些关于长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文献的核心贡献证实了上个世纪欧洲不平等的历史性缩小。然而上述的发现表明,现实中(欧洲)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减少程度,可能不如税收数据显示的那样壮观。就算在挪威这样海外财富和逃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计入离岸财富后,上世纪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幅度也有减少。

总结

在估算更多的富裕和新兴经济体的财富集中度方面,近来的研究利用将行政税收数据并将其与调查数据和宏观资产负债表 (Macro Balance Sheet) 相结合的技术,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然而,研究财富集中度不能仅依靠自我申报的调查数据(如SCF)和纳税数据,因为富人可以获得许多避税和逃税的机会。现有证据表明因税务优化行业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而增长,上述的传统的数据来源可能低估了财富不平等。超越传统的行政税收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采取全球视角,才是捕获当今世界富人国内外所有形式的财富(的信息)的关键

像挪威这样(离岸财富占比很低)的国家,计入隐藏资产后,前0.01%人群的财富占比增加了超过25%。大多数拉丁美洲,及许多亚洲和欧洲经济体拥有的海外财富都远远超过挪威,因此从挪威的数据(得到的增幅)很可能仅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真实情形的下限。幸运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新数据的出现可能填补现有财富集中度估算上的一些空白。虽然汇丰瑞士名单并不公开,但法国的税务机关在2009年将其与外国政府共享。巴拿马文件数据库可在披露网站上公开访问。近年来,离岸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商也发生了一些泄密事件:2017年3月,多国联合的刑事调查搜查了瑞士信贷银行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办事处的55000个可疑的瑞银账户。此外,很多国家都存在税务赦免数据,最近的研究表明,他们有助于对逃税的分布的研究。展望未来,将这类证据与现有的财富集中度证据相结合,可以更准确地描绘出全球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和动态。


编译:夏立,张一苇

来源:Zucman, Gabriel, Global Wealth Inequality, UC Berkeley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Feb. 7t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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