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遭遇政治:CEO的选举资助、党派取向与政策影响力(序)

2019/09/20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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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支出可以对政治和政策制定施加重大影响。因此,了解CEO的政治偏好,对于全面地理解美国的政策制定和政治,并评估企业政治支出对美国政治政策的长期影响非常重要。

本文由智堡翻译,原文为公开版权内容,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The Politics of CEOs,作者:Alma Cohen, Moshe Hazan, Roberto Tallarita, David Weiss,发表日期:2019年5月,原文链接:https://www.nber.org/papers/w25815,译者:张一苇

本文作者Alma Cohen, 来自哈佛法学院和全国经济研究所 (NBER);Roberto Tallarita, 来自哈佛法学院;Moshe Hazan, 来自特拉维夫大学Eitan Berglas经济学院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David Weiss,来自特拉维夫大学Eitan Berglas经济学院。

本文隶属于NBER工作论文系列,发表于2019年5月。

篇幅等原因有删节。CEO影响公共政策的渠道请见《(一)》;CEO政治资助的数据库与分析请见《(二)》;绘制CEO的政治学肖像请见《(三)》;CEO亲共和党倾向的深远影响请见《(终)》。

摘要

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有能力影响其所在企业的政治支出,而自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案做出判决以来,这些资本大鳄的政治动作受到广泛关注。此外,CEO表达的政策观点往往会得到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认真考量。因此,要全面地理解美国的政策制定和政治,CEO的政治偏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通过提供有关上市公司CEO党派取向的实证证据,帮助加深这种理解。

我们利用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将2000-2017年期间曾担任过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的超过3500名个人做出的政治资助,整理成一个全面的数据库。我们发现,这些政治资助反映出对共和党候选人的压倒性党派偏好。我们识别了这一规律与公司的所在行业、地理区域和CEO性别之间的关联程度。为了强调CEO党派偏好对某些企业决策的重要性,我们发现由共和党CEO领导的上市公司,在向投资者披露政治支出方面往往不那么透明。作为总结我们讨论了这些分析的潜在政策含义。

译者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08-205 (2010), 下文统称“联合公民案”。2010年1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对该案做出历史性判决,认定《两党选举改革法案》中关于限制企业或组织以赢利或非赢利的目的资助候选人的部分条款违宪,认定资助投放批评其他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合法,但仍支持《法案》限制企业或组织对候选人的直接金钱资助。

目录

1. 绪论

2. 政策利益

2.1 企业政治支出

2.2. CEO对政策制定的直接影响力

2.1.1 作为政策参与者的CEO

2.1.2 作为政策制定者顾问的CEO

2.1.3 商界圆桌会

3. 公司,CEO和资助

3.1 公司与CEO

3.2 将CEO与政治资助相匹配

3.3 对政治资助分类

3.4 CEO政治偏好

4. CEO的政治学

4.1 CEO政治偏好:大局观

4.2 共和党人的长期主导地位

4.3 CEO政治偏好与公司规模

4.4 所在行业和CEO政治偏好

4.5 公司总部所在的区域

4.6 CEO性别

4.7 回归分析

4.8 共和党和民主党CEO控制下的资产

5. CEO政治和对政治支出的披露

5.1 自愿性披露

5.2 与CEO政治偏好的关联程度

6. 展望未来

6.1 企业的政治支出

6.2 CEO对政策的影响力

6.3 政治偏好和企业决策

6.4 解读商界对共和党的偏好

7. 总结

1. 绪论

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主导着绝大部分的美国经济,并对商业公司持有的大部分资产拥有可观的支配权。他们对企业资源的支配权,以及在经济制度当中显赫的地位与声望,让上市公司CEO得以对政策和政治决策施加显著影响。本文中,我们认为理解CEO的政治偏好,对于理解美国政策制定和政治的内在动态非常具有价值,并寻求加深这种理解。

为此,我们对上市公司CEO在2000年至2017年的18年期间的政治偏好开展了实证研究。我们的研究调查了曾担任过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的超过3500名个人。我们的目标是调查CEO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两大党之一表现出压倒性支持,以及这一规律在时间、行业、地区和CEO性别方面存在的差异。

我们发现,在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里,CEO向共和党及其候选人提供了压倒性的大量捐款。如果一位CEO将至少三分之二的捐款资助给共和党候选人,我们就将他归为“共和党人”,而将至少三分之二的捐款资助给民主党候选人的,则归为“民主党人”,如果对两大党的资助均不超过政治支出的三分之二,就将其归为“中立人士”。我们发现超过57%的CEO是“共和党人”(如上定义),19%是“民主党人”(如上定义),其余是“中立人士”(如上定义)。也就是说,共和党CEO的人数是民主党CEO的三倍多。此外,共和党CEO领导下公司的资产价值几乎是民主党CEO领导下公司的两倍。

我们还调查了共和党CEO在各个行业、地理区域和CEO性别中占主导地位的程度。最后,为了突出CEO政治偏好的重要性,我们研究了CEO的党派倾向,与是否向投资者披露公司政治支出有关信息的企业决策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对投资者而言,共和党CEO公司的政治支出往往比民主党CEO公司更不透明。

在一些先前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将企业董事和高管的政治资助作为变量,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除了CEO党派取向之外的问题上。据我们所知,本论文提供的有关当代上市公司CEO党派取向的系统性证据,在学界尚属首次。我们认为,我们识别出的规律,应能为未来对政策制定、政治和企业决策上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本文分析组织如下。第2节讨论了CEO政治偏好对公共政策和政治的潜在重要性。我们通过两个主要渠道来研究CEO政治偏好的影响:企业政治支出 (corporate political spending) 和政策行动主义 (policy activism)。特别是自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案中做出判决允许公司进行无限制的独立政治开支以来,企业支出可以对政治和政策制定施加重大影响。因此,了解CEO的政治偏好,对于评估企业政治支出和联合公民案对美国政治政策的长期影响非常重要。此外,无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通过商界圆桌会 (Business Roundtable)——最具声望的业内协会——CEO会表达政策观点并提供政策建议,而他们的专业知识和领导地位使这些观点和建议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3节描述了我们构建的数据集。我们首先汇总了2000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标普1500成分公司CEO的个人的公共信息。然后,我们试图在联邦选举委员会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EC) 的海量电子记录中,查找出我们样本中CEO的所有政治资助。第3节描述了我们为了将CEO与其资助数据相匹配,而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总体而言,我们成功识别出89%的标普500成分公司CEO,82%的中等市值上市公司 (mid-cap) CEO和72%的小市值上市公司CEO的政治捐款。

第4节介绍了我们的发现。第4.1节概述了CEO的政治偏好,并提供了共和党CEO数量大大超过民主党CEO的证据。我们指出,中位数CEO向共和党人输送的捐款占其资助总量的75%。如上所述,我们发现共和党CEO在整个样本中占到57%以上,而民主党CEO只占19%左右。

第4节的其余部分更详尽地考察了这些发现,并揭示了CEO政治偏好与行业部门、地理区域和CEO性别的关联程度。在我们考察的所有12个法马-佛伦奇 (译者注:Fama-French,一种对上市公司股票的常用行业分类方法) 行业部门、四大美国人口普查区域、男性与女性分类乃至考察时期内的每一年中,CEO都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不过,CEO的共和党取向在某些行业(能源、制造业和化学品)比其他行业(如电信、商用设备和银行业)更为明显。同样,对于总部位于中西部和南部的公司CEO而言,亲共和党的偏好最为强烈,对东北部和西海岸公司CEO而言最不强烈。此外,CEO性别与党派偏好也存在显著关联,男性CEO比女性CEO更倾向于亲共和党。在控制回归分析中的所有其他变量之后,这些相关性也会持续存在。

可能有人觉得,CEO在自己政治支出上所反映的“个人”偏好,不见得会影响他们“作为CEO”做出的决策。按照这种观点,CEO在动用公司资金进行政治支出上的决策,应当完全不受个人政治偏好的影响;CEO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政策观点和建议,同样应当只反映他们的企业人格,绝非他们自己的“个人”政治和政策观点。可是在我们看来,CEO的“个人”政治和政策偏好完全可能影响他们的专业决策(至少在这些决策包含政治和政策维度时)。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第5节研究了CEO政治偏好与包含政治和政策维度的公司决策之间的关联,这在近年来引起了投资者和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我们着重测试了CEO党派偏好与其公司披露政治支出信息的意愿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为衡量此类企业披露的范围和质量,我们采用了2015、2016和2017年的CPA-Zicklin指数,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企业政治支出的透明度。我们发现,由共和党CEO领导的公司在政治上是否、如何以及投入了多少资金的问题上,都对投资者不太透明。

第6节讨论了这些分析发现的潜在政策含义。我们认为,理解CEO对共和党的压倒性支持,可以帮助我们评估企业政治支出和联合公民案对政策制定和政治的影响。此外,对CEO党派取向的理解,应当能为CEO政策行动主义的评估提供有用的信息。此外,企业法和金融专业的学生应将政治偏好对公司决策的潜在影响纳入考量(至少在这些决策包含政治和政策维度时)。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希望澄清一点,就CEO对共和党的压倒性支持在社会层面上是否可取,我们不带有任何立场。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有些人可能认为对共和党人的支持符合股东利益,因为股票价值将受益于共和党人主推的低税率和去监管政策。此外,将政治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有些人可能会辩称,CEO的党派取向造就了与其他有影响力团体(如工会)的反对党派取向之间的理想平衡;相对的,也有人担心CEO之间的这种严重的党派失衡,及其对上市公司造成的影响,可能对民主不利。个人完全可以合理地反对这些主张,而我们不希望参与有关CEO对共和党支持的标准评估的辩论。本文的贡献旨在为对该议题的任何考察,提供一个可供利用的实证基础。

同理,我们也想澄清并强调,我们并不寻求批评共和党CEO与抵制对公司政治支出的自愿性披露之间已记录在案的关联,也不希望带着负面色彩描绘这种关联。关于这类披露是否可取的激烈争论尚无定论。例如,有些人可能会辩称,公司资助不得人心的事业会引起消费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强烈反弹;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披露的透明反而会对股东造成不利影响。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不带有任何立场。本文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提供证据表明自愿性披露做法的传播可能会因共和党CEO的主导地位而放缓或受阻(无论这是好是坏),并以这种方式强调在预测与理解某些企业决策时将CEO政治偏好纳入考量的重要性。亲共和党的偏好与较低的透明度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偏好在CEO中之常见,应当为任何通过私人秩序实现企业支出可观透明度的前景评估提供有用的信息。

译者注:私人秩序 (private ordering),指不通过法律等第三方强制、根据参与人之间的私下约定解决冲突的治理结构。私人秩序可以起到减轻公共秩序 (public ordering) 负担的作用,缩减法律调查执行过程造成的交易成本,在法制不完善的社会中还起到替代法律的作用。但私人秩序的安排依赖违规信息的收集与无缝传递,以及对违规者有效的集体惩戒,存在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问题。

(未完待续)


译者:张一苇

来源:Cohen, A., Hazan, M., Tallarita, R., Weiss, D., The Politics of CEO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815,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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