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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

2019/10/15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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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增加国际贸易对参与国的经济有利,但这些福利并不是平均地分配给这些国家内的个人,而且事实上有些人可能要付出代价。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增加国际贸易对参与国的经济有利,但这些福利并不是平均地分配给这些国家内的个人,而且事实上有些人可能要付出代价。本文发现,贸易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方向相反,并具有相似的影响程度。

过去20年,美国经济对贸易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在此期间,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剧上升(图1),即进口和出口在美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中所占比例上升。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对总体经济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公众的看法则更加复杂。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总体上对美国来说是件好事。而30%的人认为他们通常是一件“坏事”。公众意见的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贸易对不同类型的家庭——例如,收入或财富分布的不同部分的家庭——的影响是不同的。贸易通过两个主要渠道影响家庭,一是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包括失业和就业增长),二是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越来越多的文献探讨了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影响是如何在家庭中分配的,但较少关注价格下降带来的福利分配。

本文研究了国际贸易的后果是如何通过这两个渠道在家庭中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和价格效应,并强调我们自己对这些福利如何分配的新研究。我们发现,尽管低收入家庭可能更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成本的影响,但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他们从贸易导致的价格下降中获益更多。这是因为低收入和低财富家庭将更大比例的支出用于可交易商品和服务。此外,我们发现不同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价格效应差异是不可忽视的;相反,它们与其他论文测量的劳动力市场成本的差异是一致的。总体而言,这表明贸易收益的分配比之前认为的更加平均。

贸易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些市场暴露于进口竞争或出口机会的程度。对于具有出口机会的公司(如生产飞机、光学和医疗仪器和大豆的公司),贸易增加会导致收入和就业增长,而面对来自较便宜进口的竞争的公司(如生产家具、玩具和体育设备和塑料的企业),可能被迫缩小或退出市场。虽然对个别公司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贸易对就业的净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例如,Feenstra和Sasahara(2018)发现,1995年至2011年期间,美国出口总额的增长导致了就业需求的净增长,甚至在从进口增长中扣除了就业损失之后。

贸易可能增加净就业增长;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收益分配并不均匀。虽然一些工人会找到新工作或继续工作,但当雇主缩小规模或退出时,其他人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些工人的成本取决于他们被取代的时间和他们找到新工作后补偿的变化,这些因素取决于他们的行业受贸易影响的程度以及每个工人的特点。

Autor等人(2014)将1992年到2007年间的工人的收入和就业结果进行了比较,这些工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中国进口的增长有着不同水平的敞口。 最初在较高敞口水平的行业工作的工人相比敞口水平低的类似工人,在累计收入上有差异,该差异相当于半年的收入。此外,低工资和低任期的工人的相对损失更大。此外,当作者用免职前在同辈中的相对工资对技能(教育)进行估计时,他们发现有证据表明,高技能工人在各个行业和部门的流动性要大得多,因此收入损失也更低。相比之下,低技能工人更有可能留在同一行业,因此仍然面临进口竞争。这种对同一行业的依赖也会影响他们的地域流动性:有能力跨行业和部门的工人可以搬到贸易敞口较少的地方,从而增加他们找到一份工资水平与之相当或更高的新工作的可能性。

工人的技术水平也会影响工资对贸易增长的反应。如果贸易使资本品(如电脑和其他用于生产的设备)更便宜,那么企业可能会购买更多的资本品。Krusell等人(2000)认为这可能对高技能工人比对低技能工人更有利,因为这些资本拼需要技能来操作。这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技能偏见”(skill-bias)现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往往会从较高的资本水平中受益。资本品占进口商品的很大一部分,约四分之一(图2)。Parro(2013)估计,对于美国来说,从1990年到2007年,技术工人工资溢价变化的14%是贸易成本下降的结果。

贸易的价格效应

当经济学家提倡更开放的贸易时,他们通常会指出降低消费价格是一个主要的好处。对公众来说,这些价格下降的影响可能没有关闭一家工厂那么明显,但其影响可能非常大,因为许多家庭都从中受益。增加的贸易通过各种渠道导致价格下降。首先,消费者可以选择从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购买进口产品。其次,当面临更廉价的竞争时,国内生产商可能会降低价格以保持竞争力。第三,国内生产商可以进口更便宜的原料,收取更低的价格。由于上述最后两种渠道的存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进口,而是分析了家庭在可贸易产品上的支出,这些可贸易产品除了进口产品外,还包括那些要么面临大量外国竞争、要么在生产中大量使用进口投入的商品和服务。

贸易开放对消费者价格影响的证据可以在Flaaen等人(2019)的研究中找到,该研究考察了外国洗衣机关税的增加(贸易开放的减少)对美国的洗衣机零售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税导致洗衣机的价格上涨,无论是外国生产的还是国内生产的,与关税的规模相称。此外,烘干机作为洗衣机的互补品,其价格上涨幅度大致相同。也有许多论文记录了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价格会下降。

与劳动力市场效应一样,贸易对价格的影响也不会在家庭中平均分配,因为不同收入的家庭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有所不同。在最近的克利夫兰联储的一份工作文件中,我们表明,可贸易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消费者收益在各家庭之间分布不均。对于低收入和低财富的家庭来说,可交易商品的消费支出份额更高。我们使用两个互补的数据集进行研究,即消费者支出调查(CEX)和收入动态面板研究(PSID)。与PSID相比,CEX具有提供更多分类支出的优势。然而,PSID有更多关于家庭财富的信息。因此,我们使用这两个数据源来记录我们的发现。在CEX中,如果出口或进口占该类总产出的百分比超过11%,我们将一个项目归类为可贸易项目。在PSID中,我们将服装、家庭食品、药品、家具、汽车和卡车的购买和租赁,以及娱乐、度假、住房和车辆修理方面的支出归类为可贸易支出。在这两个数据集中,我们将样本限制在具有正财富和可支配劳动收入的工作年龄家庭(25至64岁)。

图3绘制了PSID和CEX中可贸易支出份额与可支配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虽然CEX中的可贸易支出份额高于PSID,但两种数据集的模式是相同的。可支配劳动收入较低的家庭将更大比例的消费支出用于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在两个数据集中,收入最低和最高的十分位数的可贸易支出份额平均值分别为37%和31%。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支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食物消费。家庭食品(主要是食品杂货)被归类为可贸易商品。作为支出的一部分,贫困家庭在食品上的支出更多,这种关系被称为“恩格尔定律”。

图4显示,对于财富而言,这种模式更加强大。在这两组数据中,财富最低和最高的十分位数的可贸易支出份额平均值分别为39%和30%。在Carroll和Hur(2019)的研究中,在控制了户主年龄和教育、家庭规模和房屋所有权后,我们证明了可贸易支出份额与可支配劳动收入和财富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稳健的。

由于贫困家庭在可贸易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比例更大,他们对贸易的价格效应更敏感。特别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可贸易产品的价格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而下降时,他们会受益更多。贸易的增加不成比例地降低了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成本。

综合效应

迄今为止,我们提出的证据表明,有两种渠道可能对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作用方向相反。劳动力市场效应往往会对低收入家庭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价格效应却会对低收入家庭产生不同程度的好处。按净效应计算,每个渠道有多重要?

我们发现,低收入和低财富家庭的价格效应与高收入、高财富家庭的价格效应之间的差异,与其他研究中类似家庭劳动力市场效应的差异大致相同。在解释这一结果时,必须指出,影响的大小是以特定收入和财富群体的平均值来衡量的,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家庭的影响都会抵消。例如,一个经历了长时间失业的家庭可能不会被价格效应完全补偿。因此,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观点可能仍然存在分歧。

结论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的好处大于成本。本文讨论了贸易对家庭的不同影响,这取决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和他们的消费支出模式。这两种渠道的效果是相反的:受劳动力市场影响最大的低技能或低工资家庭,也可能从价格较低的可贸易产品中获益最多。家庭间贸易总体影响的差异可能导致公众在贸易开放的福利问题上产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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