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现状的十大事实

2020/06/01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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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恶化,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和公共财富的衰落让政府越来越穷,难以制衡私人财富的“王者回归”。在美国,财富集中度已经逼近镀金时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

本文由智堡翻译,翻译行为获得了原作者授权,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Ten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作者:Lucas Chancel,发表日期:2019年10月16日,译者:张一苇(本译文首次发布于2019年12月10日)

© 2019 by Lucas Chancel. All rights reserved.

© MIT Pres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MIT Press. An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of the article is to be published in Combating Inequality: Rethinking Government’s Role, edited by Olivier Blanchard and Dani Rodrik, published by the MIT Press in Spring 2021.

智堡文章此前提到,在百年前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曾一度非常严重,阶级固化的后果从工人革命到对外战争,不一而足;但到20世纪中叶,多数发达经济体经历了一段经济差距缩窄、穷人迎头赶上的时期,不平等程度一度下滑。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不平等是第三世界的问题,于第一世界何干。

遗憾的是,自1980年代以来,不平等问题在发达经济体卷土重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张“均贫卡”也没能扭转贫富分化的大趋势。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学界与公众再次燃起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议题的浓厚兴趣。

从全球层面上看,在1980年代国家间不平等的问题固然比国家内不平等更为严重,今天的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国内不平等抬头的反面,社会流动性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连年下滑。过去几十载性别薪资差距的缩小,对不平等加剧构成了一定缓冲,但在收入和财富顶层人群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仍旧猖獗。种族不平等并未成为过去式。

证据表明,光凭贸易与技术无法解释富裕国家之间在不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税收与最低薪资政策上的转变,以及教育与医疗体系上的区别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巴黎经济学院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World Inequality Lab) 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s Po) 教授Lucas Chancel,在其最新论文中列举了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现状的十大事实,现整理如下:

1. 不平等程度往往被低估,相关数据仍旧稀缺

官方统计部门公布的不平等数据,主要依赖于家庭调查,但这些调查倾向于误报顶层人群的收入与财富水平。在有优质的税收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可供调用的欧洲,研究发现,家庭调查记录中收入前1%的欧洲人年税前收入约为22万欧元,仅及通过税收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测得的34万欧元的六成(图1)。也就是说,官方调查数据往往会低估实际的不平等程度,并可能无法准确反映不平等趋势

图1 欧盟中的不平等程度: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 (红线) vs. 调查数据 (蓝线),1980-2016,按收入分布前20%人群份额对后20%人群份额的比率计

在美国,根据当前人口调查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税前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在1980到2014年间上升了约三成。而通过结合税收数据、国民经济核算与家庭调查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DINA),皮凯蒂 (Piketty)、塞斯 (Saez) 和祖克曼 (Zucman) 2017年的论文发现,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在同一时期的涨幅超过50%。

避税做法对税收数据的完整性构成威胁——程度随各国标准规范、政治制度与税收政策的不同而不同。在俄罗斯,不考虑避税做法的前提下,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为5%,而在计入离岸资产(至少部分计入)的情况下,这一数字飙升至逾12%。在英国,这一数字从不到3%升至4.5%;在法国,从3.5%升至5.5%(图2)。

图2 富裕与新兴国家中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蓝色为不计离岸财富的部分,红色为离岸财富

从左至右分别为:西班牙,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英国,俄罗斯

尽管近来在衡量不平等程度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譬如前面提到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但不平等数据依旧非常稀缺。在个别国家(比如瑞典),家庭调查会与行政税收登记对照开展,使得对收入分布自下而上不平等程度的全盘考察能够有相对高的准确度。遗憾的是这在全球各国中只是例外,而非常态。

2. 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卷土重来,欧美趋势出现分歧

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的结果表明,在经历了20世纪的历史下滑之后,自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在20世纪初,最富有1%的西欧人和北美人坐拥国民收入的17-20%。这一数字在1970-80年代下降到8%,在2010年代末又回升至10.5-20%(图3)。大型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轨迹与发达经济体大致类似。以中国为例,自1980年代以来,其不平等程度跟随一条中位路径,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代的7%升至近期的约15%。

图3 前1%人群在各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1900-2018,按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计

黄线 - 印度,绿线 - 俄罗斯,橙线 - 美国,蓝线 - 西欧国家,红线 - 中国

自1980年以来,收入分布底层人群的增长动态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出现分歧。从1980到2017年,美国后50%人群的收入份额大幅萎缩(从20%下滑至12.5%),而在欧洲后50%人群的收入份额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从20%降至1980年代末的17.5%,随后稳定于该水平)(图4a面板蓝线)。

在这一时期,后50%的欧洲人的收入上升了40%,而后50%的美国人实质上是眼看着经济增长扬长而去(在近40年中仅收获3%的总体收入增长)。而在收入分布的另一端,美国富人犹如坐上了火箭——美国的前0.001%人群的收入从1980到2016年暴涨650%(图4b面板红线),而在欧洲,同一人群的收入也增长了200%(b面板蓝线)。富裕国家国内不平等的抬头并非由人口老龄化驱动:如果只看适龄劳动人口,1980年以来后50%美国人的收入实际上呈负增长。

图4 美国与欧盟的不平等与收入增长,1980-2017:大分水岭

欧盟和美国的不平等和增长轨迹上的分歧,表明政策和制度变化在这些演变中起着关键作用。就人口、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西欧和美国是大致可比的地区。尽管贸易与技术可能解释了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趋势,但欧美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出于政策选择和制度变化上的不同(在第9和10条中将作进一步讨论)。

3. 富裕国家越来越富,但它们的政府却越来越穷

考察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将净国民财富分解为净私人财富(所有资产,扣除债务后私人参与者持有的净额)和净公共财富(政府持有的净资产)看待。在像挪威这样公共财富水平高的国家,私人财富的不平等可以被更加平等的公共财富分配所抵消。长远来看,在公共财富水平低(甚至是负)的国家,政府对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更小,难以实现包容性与可持续经济增长(例如教育、医疗与气候保护);而由于资本积累过程的累加和复加性 (cumulative and multiplicative nature),更高的私人财富水平往往意味着更为严重的个人财富不平等。

21世纪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现状的一个关键事实,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私人财富的回归公共财富的衰落。在1970年代末私人财富/国民收入比率在约200-300%的水平,近来已经攀升至400-600%。与之相对的,是发达经济体中公共财富/国民收入比率的下滑,从国民收入的50-100%下滑至近0%,有些国家(包括美国与英国)公共财富净额甚至已经跌入负区间(图5)。

图5 富裕国家私人财富的上升与公共财富的下滑,1970-2015,按净私人与公共财富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计

黄线 - 西班牙,橙线 - 英国,粉线 - 日本,红线 - 法国,蓝线 - 美国,绿线 - 德国

公共财富长期衰落背后的动因,是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出售)。在这方面,与新兴经济体的比较很具启发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决定对其经济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引致该国的公共财富崩溃,而中国的公共财富净额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4. 资本“王者回归”,但只眷顾极少数人

伴随私人财富回归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在美国,财富集中度已经逼近镀金时代 (Gilded Age) 以来所未见的水平。镀金时代(1870-1900)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积累到约45%,在1930和1940年代后因罗斯福新政中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开始下滑。到1970年代末,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逐步下降至约25%。而再看今天,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已经回升至40%(图6)。与美国相比,西欧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在20世纪的下滑幅度更大,自1980年代以来的回升速度也更慢。

图6 富裕国家前1%人群的个人财富份额,1910-2014

蓝线 - 法国,橙线 - 美国,绿线 - 英国,黑线 - 瑞典

美国的不平等动态中有一点尤其引人注目:财富集中度的上升,几乎完全是由分布前0.1%的人群驱动的——他们的财富份额从1979年的7%,攀升至今天的约20%(图7)。

图7 美国财富不平等的上升,1913-2012,按在家庭财富中的份额计

蓝线为前1%-0.1%人群,绿线为前0.1%人群

投资组合构成在解释各国财富不平等动态变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法国和英国,房地产价值的上升缓解了分布最顶层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差距的拉大。事实上,中产阶级财富往往以房产在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为特征——与主要由金融资产组成的顶层人群财富相反。

长远来看,财富集中度取决于财富回报率 (r) 、平均收入增长率 (g) 以及储蓄率 (s) 的不平等程度。各人群储蓄率的变化,是后90%人群财富份额萎缩的核心原因。在美国,前1%和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在1960-70年代相同,约为30%。然而,前1%人群的储蓄率今天已接近35%,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期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下滑至15%。而后90%人口的储蓄率,从1980年代的10%下滑至今天的0%。

欧洲财富不平等上升的速度一直慢于美国,但简单的模拟表明,当前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将使财富集中度逐步回升至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水平。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的轻微变化,会对财富积累和集中度造成长期影响。

5.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大衰退并没能停止不平等加剧的步伐

紧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是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顶层人群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下滑,以及多项旨在将金融市场纳入更严格监管框架的政策举措。大衰退和随后的政策反应是否改变了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十年来的证据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从上面的图5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私人财富的长期增长基本未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除了周期性波动外,私人财富的增长趋势还有很强的结构性因素。在美国,顶层人群的财富份额增长趋势既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受随后政策反应的影响。2014年前1%人群的总净财富额比2006年高10%,比2000年高20%;而后99%人群的净财富额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图8右面板)。

图8 大衰退(虚线)前后法国(左)与美国(右)的净财富增长,红线为前1%人群,黑线为后99%人群,将1980年的收入水平设为100

6. 阶级间的不平等比国家间更为显著

自1980年以来,全球增长分布一直高度倾斜。尽管全球底层人群收入增长迅速(然而并不均衡),但全球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还要快得多。

在1980年代初,衡量国家间税前人均国民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能够解释大约一半的全球不平等现象,时至今日仅能解释其中的四分之一(图9)。换句话说,在1980年代初,国别比阶级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但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这种情况得到了逆转。

今天,要想预测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了解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其国别更为有用。这一发现可能对有关移民、国家间转移支付和国家层面不平等政策相对重要性的公共辩论产生重要影响。

图9 全球收入不平等:国家间(红) vs. 国家内(蓝),1980-2018

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仍旧存在,但富裕国家的收入分布情况目前已经大致反映在全球不平等现状当中。例如,在1980年,德国和美国收入分布的后20%人群,在全球收入分布中处在第60至80个百分位之间(即前20%-40%)。现在,德国的后20%人群在全球收入分布中处在第50至70个百分位之间(译注:即前30%-50%),而美国的后20%人群则在全球收入分布中处在第30至50个百分位之间(译注:即后30%-50%)。换句话说,现在富裕国家的贫困人口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穷人并无二致。

7. 更严重的不平等与更低的社会流动率相关联

广义上讲,有两种方式来考察社会流动性:跨代流动性(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个人一生中的流动性(代内流动性,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在给定时间点上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代际流动率往往更低。这种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的关系表明,高收入且不平等的国家并不能通过更高的代际流动率做出“补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绝对代际流动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进一步恶化。在代际流动性的衡量标准中,区分相对代际流动性(例如通过父母与孩子的收入或教育之间的相关性来衡量)和绝对代际流动性(例如通过比父母收入更高或获得更高学历的子女比例来衡量)是有用的。过去二十年来相对流动性停滞不前,而绝对流动性更是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下降,要是往前追溯到1940年代,下降的程度就更深了。研究发现,收入高于父母的子女比例从1940年代的约90%,下降到今天的约50%(图10)。所有收入人群的绝对流动率都有所下降,但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最大

图10 美国的绝对社会流动率,1970-2014,按收入高于父母的子女比例计

代内不平等的加剧与总体不平等的衡量结果相一致。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代内流动性的衡量结果已基本稳定,但这掩盖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异质轨迹。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男性的代内流动性实际上在不断恶化(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女性的代内流动性急剧增加,这是由劳动力大军中女性的增加以及性别薪资差距的长期缩小所致。我们将在下一条中做进一步讨论。

8. 性别与种族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有所下降,但仍处高位

在20世纪下半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增长带来了男女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减少——并对整个人口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构成了一定缓冲。但自1980年代以来,男女之间的总收入差距仅略有缩小。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美国薪资差距的缩小,美国男女税前收入比率从1960年代的350%,下降到1980年代的250-200%。自1980年代以来,进展变得缓慢了许多:2014年,这一比例仍接近180%(译注:也就是说男性的税前收入平均而言是女性的1.8倍)。

图12 美国男女(20-64岁)税前收入比率反映的性别不平等,1962-2014

在收入和财富顶层人群中,女性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在美国收入前10%的人群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是女性,而且越是沿着收入分布向上攀升,性别比例上的差距就越大。在收入前0.1%的人群中,只有10%是女性。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意大利和丹麦)也得到了类似的数据。在法国,在最高收入人群(前1%)中要达到性别平等,照目前趋势大约需要一百年。

图13 法国收入前列人群中的女性份额,1970-2012

虽然在20世纪下半叶,种族财富不平等也有所下降,但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种族贫富差距不减反增。种族贫富差距(用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除以黑人家庭的财富来衡量,剔除耐用消费品例如汽车)在1980-1990年代约为500-600%,而近来攀升至700%以上。种族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是由于分布顶层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激增所致:在中位数黑人家庭和中位数白人家庭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歧视,往往是这种收入不平等背后的成因。有研究证据表明,在其他高收入移民国家(如法国)同样存在持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但相关数据非常稀缺。

9. 平等的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和高薪岗位对于提升税前收入分布的底层人群非常关键

本文讨论的各种不平等趋势表明,不平等存在不同的维度,具体取决于观察的是哪一个收入和财富人群。这对不平等政策辩论的安排颇具意义:没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一刀切”方案,只有针对不同人群施行不同的政策工具,对后50%、中40%、前10%和前1%人群的增长带来不同的影响。

尽管贸易和技术可以部分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驱动因素并不能解释分布顶层或底层人群的增长轨迹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欧和美国在低收入/新兴国家进口货物的渗透率上相对类似(图14),技术变革水平上也相对类似,但税前(和税后)不平等程度的轨迹却截然不同。

图14 对新兴国家的贸易(A面板,自新兴国家进口额在GDP中占比)与不平等程度(B面板,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的关系,欧洲与美国,1980-2015

对于分布底层人群而言,教育和医疗体系或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不同选择,可能会对税前收入产生重大影响。按税前收入衡量,1980年后50%的西欧人要比后50%的美国人更加贫困,而现在却比其美国对照组富大约25%。按税后收入衡量,1980年后50%的西欧人要比后50%的美国人穷12%,现在比起美国对照组富3%。税前和税后收入趋势的比较表明,欧洲的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并且设法在底层人群中带动了更多的增长,这主要不是由于税收和转移制度的机械效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能够影响税前收入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图15)。

图15 美国(红线)和西欧(蓝线)后50%人群的税前和税后平均收入,1980-2017,将1980年的收入水平设为1

在富裕国家,后50%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差异中,高等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不平等差异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很不平等。研究表明,父母处在收入分布后10%的子女,只有30%的可能性上大学,而父母处在收入分布前10%的子女,则有高达90%的可能性接受高等教育。

自1980年以来美国后50%人口的那一点可怜的税后收入增长中,大部分来自医疗转移支付(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Medicare and Medicaid)。但是,这些转移支付中的大部分很可能恰好与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相抵消,并不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或数量(图17)。

图17 美国后50%人群的收入增长与医疗转移支付(灰线为剔除医疗转移支付后的税后收入水平)的关系

除了教育和医疗以外,劳动力市场制度也可以在影响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最低工资的提高帮助减少了1960年代美国的不平等现象,但此后最低工资的下滑很可能导致了底层人群的收入停滞。在美国,最低工资从1980年平均收入的42%降至今天的24%(按实际价值计算,从1960年代的每小时10美元以上,降至2018年的7.25美元)。在许多欧洲国家,这一趋势的方向恰恰相反,最低工资相对于平均收入保持在较高水平:在法国,最低工资大约保持在平均工资的50%(按实际价值计算,从1980年的每小时5.5欧元,升至今天的10欧元)。1990年以后,英国和德国同样引入了最低工资。

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且没有最低工资的欧洲国家,往往拥有强大的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可在整个产业部门层面敲定薪资水平。企业治理机构中的权力分配,即工人代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企业的治理决策,对于分布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同样非常重要。

10. 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人群中的不平等动态

曼昆 (Gregory Mankiw) 曾在2013年提出,前1%人群财富份额的增长可以用更高的学历——乃至更高的生产率——来解释。但是,仔细观察不同富裕国家中前0.01%人群的收入,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待遇差异很大,而这与生产率水平和最高薪资却几乎没有关联。

最高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另一个解释,是罗森 (Sherwin Rosen) 1981年提出的所谓“超级巨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使那些跻身顶层的人更容易收获更高的增长份额。由于超级巨星效应,天资禀赋————有时是议价能力和其他品质——的微小差异可能会转化为非常大的收入差异。的确,这些全球“超级巨星”不一定比40年前具备更高的生产率或更出色的禀赋,但他们确实受益于更广阔的市场潜力。超级巨星效应很可能能够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趋势。但是,在不同富裕国家中分布最顶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再次表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税收累进性 (tax progressivity) 的变化在顶层人群的税前和税后收入激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进税率通过其当中的最高边际税率 (highest marginal tax rates),帮助降低了分布顶层人群的税后收入不平等

而最高边际税率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作用,就是其降低税前收入不平等的能力。这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最明显的渠道是,当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很高时,高收入者用于储蓄和积累财富的钱就会减少,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长期资本收入 (capital income) 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渠道,关乎富人的议价激励 (bargaining incentives)。当最高边际税率较低时,高收入者有很强的动机议价获得更高的报酬。相反,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往往会阻碍这种议价尝试。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也标志着社会不乐见分布顶层人群大肆敛财的行径,至少可以部分影响董事会的薪酬策略。

因此,最高税率的降低往往会加剧税前和税后的不平等。

1970年代之后,富裕国家的最高所得税率显著降低,并且其变化与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中顶层人群税前收入份额的变化有相对较好的相关性。像德国、西班牙、丹麦和瑞士这样最高税率没有显著降低的国家,也就没有经历顶层人群收入份额的增加。相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最高边际税率大幅降低,而其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也随之大幅增加(图18)。

图18 富裕国家中税收累进性的衰落

蓝线 - 美国,红线 - 英国,绿线 - 德国,橙线 - 法国,粉线 - 日本

当然,历史趋势和计量经济学证据的结合,不能代替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公共审议和政治决策。但是至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影响了富裕国家劳动和资本收入的分布,这种影响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有必要重新开启对顶层人群征收级距陡峭的累进所得和财富税的讨论。累进税收既可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又可以为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急需的财政资源。


编译:张一苇

来源:Chancel, Lucas, Ten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 World Inequality Lab, Oct. 16th 2019

评论
13-954
2020/06/01 20:31
美国1960年开启政客游说模式就注定制度会往富人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