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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The future of globalisation and challenges for advanced economies，作者：Richard Baldwin，发表日期：2018年12月，译文首发于2019年1月10日

译者：张一苇

本文首发于欧洲中央银行2018年12月发表的《中央银行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central banking) 专题论文集，编集了2018年5月16至17日学术研讨会上的成果，谨献给于2018年5月离任的欧洲央行副行长Vítor Constâncio。

译者导读

经过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洗礼，再遭遇新冠疫情边境封锁的重创，“逆全球化”“贸易脱钩”成为舆论热词，正是时候回顾国际经济学领域巨擘、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CEPR) 前主席Richard Baldwin的这篇谈论全球化未来的文章。

文中Baldwin指出，全球化实为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可以用G7国家集团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GDP中的份额此消彼长加以区分。19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旧范式全球化形成了“大分歧”，以国际薪资的巨大差异为标志；而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为开端的新范式全球化，令生产过程的阶段分离成为可能，“大分歧”的现状更让离岸外包的做法有利可图。

Baldwin指出，促成旧范式全球化的根本在于工业贸易，而促成新范式全球化的根本在于技术革新，前者大大降低了货物流通的成本，而后者大大降低了思想流通的成本，即所谓的第一轮和第二轮“松绑”。他认为，即将到来的第三轮“松绑”，将围绕“面对面”成本的大幅降低展开，远程呈现和远程机器人技术将让虚拟移民成为可能，“家住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能够直接在发达国家内部提供劳务服务，而无需身处当地”，而这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如大量发达经济体工人的失业与转职——需要各国政府从政策与制度层面积极应对。

文末Baldwin寄望于通过放慢第三次松绑的进程，来提高公众的认可度，缓解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压力。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出其不意地按下了快进键，终于把统称为“Zoom经济”的新组织形式推上了风头浪尖。不论是否意识得到，我们都是全球化新阶段的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