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亚洲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未来的世界经济可能是由相互敌对的联盟组成的一张拼布，围绕明里暗里的数据之幕选边站队。

第三轮全球化套利的来源，是服务业部门工人之间的直接薪资竞争，而薪资差异可能是当今世界余下未开发的最大套利机会。

如果没有部门层面的负面供给冲击，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不会引发如此之高的通胀。

各国央行储备中美元占比有所下降，与之对应的是澳元、加元、人民币、韩元、新加坡元和瑞典克朗等非传统储备货币的占比上升。

日元的大幅度贬值，总体上给日本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家庭能否从中受益，还要看怎么把增长分配给他们。

究竟是全球储蓄过剩，还是美国信贷过剩？国际资本的流动规律是问题的关键。

国际税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始终是“市场辖区分配利润+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双支柱，意味着跨国企业将在其开展业务的市场国缴纳更多税款。但在多轮会议磋商的过程中，方案执行的具体内容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贸易开放程度、全球价值链一体化、计价货币，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如何影响汇率对通胀的传导？

希望避免爆炸性民意反弹的政府，必须决定如何维持对这些变革的政治支持，找到分享收益和损失的新方法。

与更广为人知的期限利差（譬如收益率曲线倒挂）相比，金融周期代理指标也许是更加有用的经济衰退前瞻信号。

德国经济的四个根本特征是其外部失衡的根源。这可能表明，这些失衡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实质性的修正。

在国际经济失衡的现象中，债务方随着债务的不断积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违约风险，然而，债权方就能独善其身了吗？

自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汇市场的表现更为活跃。随着美元债务不断上升和全球资金流动敞口不断增加，外汇供求发生了变化，金融稳定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干预动机。干预策略和根据的调整与金融稳定考虑的重要性上升是一致的。及时的干预可以有效地改善外汇市场流动性，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家持有外汇储备缓冲可以提高信誉。由于储备的持有成本（carrying costs）增加，信用评级较高的国家可能有动机减少储备缓冲的规模。

贸易自由化是非对称的，因为相比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并没有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本文探讨了这一点是如何导致贸易失衡——一国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差异——以及因为这种差异，各国需要相互借贷的程度。鉴于已有贸易开放促进增长的证据，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全球失衡的风险，并促进全球增长。

危机以来，国际金融中的总资本流动（gross flows）问题的颇受瞩目。然而，经常账户（current account）和相应的净资本流动（net flows）的中心地位仍然根深蒂固，并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引发了争论……

我们通过将中国和德国作为主要的盈余国家和债权国来分析全球和欧元区的失衡。本世纪以来，两国国内的改革都扩大了有效劳动力，限制了薪资，将收入转为利润，增加了企业储蓄。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两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均有所扩大，而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已被证明更为持久，因为国内投资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