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不平等与离岸资产(上)

2019/06/20 09:58
收藏
由于避税天堂和发达的税收筹划产业的存在,最近的研究可能低估了财富不平等的当前程度和上升趋势。

本文由智堡翻译,原文为公开版权内容,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Global Wealth Inequality,作者:Gabriel Zucman,发表日期:2019年2月7日,原文链接:https://gabriel-zucman.eu/files/Zucman2019.pdf,译者:夏立

作者Gabriel Zucman系法国知名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助理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 (NBER) 研究员,因其对避税天堂的研究以及2015年出版的《列国的隐藏财富:避税天堂之患》(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The Scourge of Tax Havens)一书闻名于世。

本论文系为学术期刊《经济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19年第11期准备的草稿。

下篇请见《全球财富不平等与离岸资产(下)》。

因篇幅等原因有较多删节,原文请见附件。

摘要

本文回顾了最近有关全球财富不平等动态的文献。我首先调和了美国财富不平等的现有估计。调查和税收数据都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财富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2016年最富裕1%人群的财富份额约为40%,而在1980年代该数字为25-30%。其次,我讨论了世界范围内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量快速增长的文献。证据显示全球财富集中度上升:把中国、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28%增加到今天的33%,而后75%人群的份额徘徊在10%左右。不过,最近的研究可能还低估了不平等的当前程度和上升趋势,因为金融全球化使得衡量财富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将讨论如何利用新的数据来源(金融机构的泄密,税务赦免和避税天堂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来更全面地描摹富人的财富。

关键词:不平等,财富,避税天堂

1. 前言

在过去几年中,关于财富不平等的研究呈现爆炸式增长。在皮凯蒂(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之后,许多研究试图对财富集中度的长期趋势进行新的估计。本文采用了新的技法,通过以一致的方式组合不同的数据源来更全面地描摹财富的分配。在美国,Saez和Zucman (2016) 将所得税报表与调查数据和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相结合,以估算自1913年至今的财富不平等。这种方法随后在一些国家被用于提供财富集中的可比估计。到目前为止收集的证据表明,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财富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尽管激化的速度各不相同,突出了国内制度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从Benhabib和Bisin (2018) 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些研究结果引起了学界、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的关注,并重燃对财富分配理论的兴趣。

尽管人们越来越关注财富不平等,但在衡量它的能力上,我们仍面临着严重的限制。由于征收财富税的国家仍居少数,因此有关财富的政府数据往往非常罕见。人们必须使用调查数据或间接方法(例如将收入资产化),而这两种方法都会带来困难。因此,围绕用于测量财富集中度的各种技法的可靠性,派生出了一场详实的讨论,尤其是在美国。此外,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衡量富裕家庭的财富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自1980年代以来,一个庞大的离岸财富管理行业已然发展起来,这使得某些形式的财富(即金融投资组合)难以捉摸。Zucman (2013) 估计,全球家庭金融财富中有8%停放在海外。最后,随着世界变得更加一体化,不仅在国家层面,在全球层面衡量财富也变得愈发重要。然而,虽然有大量关于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但目前对全球财富集中度和趋势的了解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全球财富不平等是在加剧还是在缓和的问题上,答案尚不明朗。

本文总结了近来试图衡量财富不平等的文献中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实质性进展,讨论了当前的不确定性和争议,并试图将美国和全球财富不平等演变的现有证据拼凑起来并进行调和。通过这样做,本文希望为推动对全球财富集中动态的理解做出贡献。面向未来,我还讨论了应当如何利用金融机构的泄密、税务赦免和避税天堂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等新的数据来源,更全面地描摹富人的财富

在第2节中,我首先探讨了财富的定义,并审视用于衡量其分配的各种方法。继Saez和Zucman (2016) 之后,许多论文采用资产化方法来估算财富不平等,对其可靠性进行了测试,并将结果与替代方法进行了比较。我从这些文献中总结了从方法论和内在实质上学到的知识,并讨论了需要开展更多研究的领域。

第3节侧重于美国的情况。美国现有的三种数据来源之间,描绘出的情况相互一致。调查数据(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 SCF),收入资产化数据以及400位最富有美国人的福布斯排名都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财富集中度很高并且急剧增加。根据最新版本的SCF和收入资产化估计的2016年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40%),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都显示出相似的上升趋势。时机上看两者略有不同:SCF显示2000年代财富集中度增长相对温和,而自2010年以来大幅增加;虽然收入资产化显示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财富集中度大幅增加,自那之后趋势稳定了下来。但两个数据集的中期演变非常相似:在两个数据源中,自1990年代初以来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都增加了10多个点。这一发现得到了福布斯排名的证实,排名显示,自1980年代初以来,前0.00025%(大约400名最富有的美国人,下文译为福布斯400)所拥有的国民财富份额已经翻了4番,与收入资产化统计数据中录得的最富裕人群的财富份额增长一致。总而言之,一组各自独立的数据源描绘了相同的图景:财富分配顶端人群的集中度急剧上升。

第4节讨论了世界范围内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量快速增长的文献。在过去几年中,许多论文试图给出一种“分配国民账户”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的解决方案,这种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估计方法应当是全面的、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并囊括从底层到顶端群体的整个财富分布。对中国、俄罗斯和一些欧洲国家(法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新估计结果揭示了多样的国家轨迹。在俄罗斯,在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后,财富集中度急剧上升,不平等程度似乎非常高,与美国相当甚至更高。在中国——以及一些欧洲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财富不平等也有所增加,但比俄罗斯更为渐进,反映出不同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的不同私有化战略。在欧洲大陆,财富集中度正在上升,但仍低于美国、中国或俄罗斯。在全球层面,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力量:在部分新兴经济体(最突出的是中国),私人财富总量增势如火如荼(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收入总量),从而促进全球财富不平等的缓和。但每个国家国内的财富集中度都在上升,又推动财富集中度的攀升。总体而言,证据显示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财富集中度略有上升:把中国、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28%增加到今天的33%,而后75%人群的份额徘徊在10%左右。但近来全球财富的演变比这更为复杂:不同收入分布群体的全球财富增长率大相径庭。底层人群一直在快速增长(自1987年以来每年约5%),中产阶级受到挤压(平均每年增长约2.5%),而顶端人群增长最快(福布斯榜上亿万富翁的年增长率可高达7%-8%)。

然而,最近的研究可能低估了不平等的当前程度和上升趋势,因为金融全球化使得衡量财富的难度越来越大。几大避税天堂央行近来公布的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全球避税天堂停放着相当于全球GDP10%的财富,而这一平均值还掩盖了大量的异质性——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有GDP的几个百分点,在欧洲大陆有约15%,而在海湾国家和拉美部分经济体这一数字高达60%。此外,最近离岸金融机构的泄密(如2016年的巴拿马文件,即汇丰银行瑞士分行的“瑞士泄密”)以及税务赦免的数据表明,富裕人群的离岸财富高度集中 。我在第5节讨论如何将这种新型证据与现有的可观察财富分配估计结合起来,从而改善对财富不平等的认识。对避税天堂中停放的财富的会计处理,大大增加了欧洲最富裕0.01%人群的财富份额,在避税天堂利用并不广泛的国家亦是如此。它在俄罗斯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该国顶端人群的绝大多数财富都停放在离岸。

总之,使用自行提交的调查数据或纳税报表数据来研究财富集中度是不够的。因为富人有大量渠道可以避税逃税——现有证据也表明,随着税收筹划(tax planning)行业的全球化,自1980年代以来该行业规模迅速增长——传统数据来源可能低估了财富集中度的当前程度和上升趋势。为了描摹当今世界富人的真正财富,关键是要超越政府税务和调查的微观数据,而是采取全球视角,尝试将国内外所有形式的财富一网打尽。

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回过头来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财富不平等?如果财富是从过去的收入中积累出来的,那么研究其分布就成了了解终身收入分布 (distribution of life-time income) 的一种方式,而这通常很难利用现有的收入数据(大多数只是横截面数据)来研究。此外,财富本身会产生收入(利息、分红、资本利得、租金),因此财富分配还会影响当前收入(以及当前消费)的分配。更广泛地说,财富服务于两个目的。对于除富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人,财富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保障。它使个人能够平稳度过冲击(所谓的预防性存款动机, precautionary saving motive)并在退休期间维持正常消费(生命周期存款动机, life-cycle saving motive)。而对于富人来说,财富当中蕴含着权力。一大批政治学文献都强调了富人在政治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近来有部分论文考察了这样一个假设:财富集中度可能有助于解释自1980年代以来观察到的针对不平等加剧的重新分配反馈缺失。这同时也好解释,为什么公众似乎非常关注民主社会中财富分配的问题(比如皮凯蒂这样冗长的学术著作所获得的商业成功)。在这种背景下,我希望着重强调在民主制度中实现财富透明度的必要性,以及更好的数据来源渠道是如何帮助改善公众讨论和税收政策设计的。

2. 什么是财富?定义与衡量

为了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财富不平等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对“财富”采用共同、一致和全面的定义至关重要。在本文中,我遵循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9)、Piketty和Zucman (2014) 以及Alvaredo等人 (2016) 中立下的定义:家庭净财富 (household net wealth) 囊括家庭能够行使其产权、并为产权所有者提供经济利益的所有非金融资产(房地产,土地,建筑物等)以及金融资产(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人寿保险,养老基金等),并扣除任何债务。作为一般规则,所有资产和负债均按其现行市场价格计算。财富的这种定义囊括所有已筹资的养老金财富——无论是停放在个人退休金账户 (IRA) 上的,还是通过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持有的。这是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WID, http://WID.world) 上发表的所有财富不平等数据序列所遵循的定义。

这个定义是全面的,因为它包含所有形式的有价财富 (marketable wealth)。但是,它排除了一些有时会被算作财富的组成部分。首先,它不涵盖耐用品和贵重物品,如汽车和家具。与我关注的财富形式相比,耐用品和贵重物品太小了,并且衡量它们的分配会带来实际操作上的困难——特别是因为在所得税报表中没有关于它们的信息(因为它们不产生应税收入)。在实践中,涵盖它们只会对财富集中度造成温和影响,并且不会显著改变任何趋势。其次,本文中使用的财富定义排除了未来社保福利以及更广泛的政府转移支付的现值。

社保财富应该被算作财富吗?Feldstein (1974) 认为它应该算,近来Weil (2015)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社会保险计划——例如现收现付 (pay-as-you-go) 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其受益者提供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与财富相似。社会保障可能与私人存款决策相互作用(例如,更加慷慨的现收现付社保体系可能会抑制私人财富积累),因此确实可能会有将其统一分析的想法。Feldstein (1974) 发现,将社会保障计算在内的财富分配更加平等。然而,将社会保障排除在财富之外,有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实证原因。首先,虽然社会保障对于存款决策无疑是重要的,但未来政府转移支付的所有承诺都是如此。因此,将社会保障纳入财富范畴,将要求涵盖未来医保福利的现值(如美国的医保福利),未来政府在一个孩子身上的教育支出等等,并扣除未来的税收。这样一来定义的边界根本没法确定下来,况且由于这类资产缺乏可观察的市场价格,这种计算本质上是站不住脚的。其次,与有价财富相比,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未来的政府转移支付)不能用于为今天的消费提供资金并吸收冲击。这是我们计算中涵盖的养老金财富形式,即所有已筹资的养老金账户如401(k) 和美国的IRA(只要依法合规在退休前就可动用),与社保财富之间的主要区别。

研究社会保障(以及更普遍的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不平等的一种更有前途的方式,不是将其纳入财富范畴,而是将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与之后的收入不平等进行对比。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和其他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的价值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更有力和透明的方式来评估政府干预对经济的均等化影响,而不是像Feldstein (1974) 那样将有价财富与未来政府转移支付的当前贴现值混在一起。Piketty, Saez和Zucman (2018) 计算了美国税收和转移前 (pre-tax-and-transfer) 和税收和转移后 (post-tax-and-transfer) 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不出所料,政府干预后的收入分配比以往更均等。然而,即使考虑到政府转移支付,自1980年代初以来收入不平等似乎仍在显著增加。

本文(以及世界不平等数据库)中使用的财富概念也不涵盖人力资本,与非人类财富相反,人力资本不能在市场上出售。因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分配是由不同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存款、继承和回报率对非人力资本而言很重要;技术和教育等则与人力资本息息相关),有必要将两者分开研究。我们还排除了大量非营利机构的财富,主要是出于数据可用性原因。从概念上讲,最好包括至少部分非营利机构的财富:将比尔·盖茨以自己的名义拥有的资产涵盖在内,却将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资产完全排除在外,未免太过武断。问题在于,要悉数确认这些基金会旗下的财富并不容易对那些创建已久的基金会尤其如此,如福特基金会)。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基金会的财富增长迅速(从1985年家庭财富总额的0.8%,增加到2012年的1.2%;见Saez和Zucman, 2016)。展望未来,设计将基金会(以及某些其他非营利组织)归总于特定分布群体的方法将是有价值的。

3. 美国的财富不平等

3.1 美国财富不平等的抬头

我们对美国的财富不平等有何了解?图1展示了通过收入资产化估算的前0.1%人群财富份额的演变。与Saez和Zucman (2016) 中使用的数据相比,该数据更新至2016年,并修订了时间序列以包括方法论上的改进。首先,该序列的更新反映了在美国金融账户 (Financi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中公布的宏观经济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最新版本。金融账户(译者注:即美联储定期发布的Z.1表格)定期得到更新,而Saez和Zucman (2016) 的估算是以这些数据为基准完成的。其次,图1所示的序列包括对不产生应税收入的财富的更好处理,这种处理基于对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 (SCF) 的更系统性的利用。第三,它修正了1930年代初顶端人群财富份额的计算错误;新的估计显示,1930年代初财富集中度的下降速度比原先报告的要快。最后,我将成年个体作为观察单位(译者注:SCF原数据以家庭 - household作为观察单位),已婚夫妇的财富则在配偶之间平等分配。这会略微降低整个观察时期内的财富集中程度,并确保与其他国家的一致性。

图1 美国前0.1%收入人群的财富份额

如图1所示,美国的财富集中度在上个世纪遵循一条显著的U形演变路径。在1910-1920年代时前0.1%人群的财富占有份额就居于高位,并在1920年代后半叶快速地增长,于1929年达到峰值时,财富占有份额已接近25%。然而在1930年代初(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前0.1%人群的财富份额突然下降,从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末继续逐渐下滑(在罗斯福新政和战争经济的背景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经历了一段非常稳定的时期后,前0.1%人群的财富份额在1970年代触及历史低位。而其后自1980年代初至今,财富份额恢复了逐渐上升的趋势,至今日已接近20%。美国的财富集中度目前似乎已经恢复到了“咆哮二十年代” (译者注:Roaring Twenties,指1920年代美国经济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高速发展的十年) 所见的水平

图2 前1%人群的财富份额 (收入资产化数据 v.s SCF)

译者注:SCF的抽样调查数据来源于以家庭(6000个)为单位的受访者在调查中对于其财富的自我申报,且不包含福布斯400人的财富,而收入资产化方法则调用个人自我申报的所得报税表中的数据,将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等资本收入进行资产化用以估算财富,图中为使单位统一,作者对SCF数据有调整,关于使用收入资产化数据估算财富和协调收入资产化与SCF数据的详细讨论,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因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如有兴趣请参阅原文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如图2中所示,不管是在2016年的SCF还是在收入资产化数据的估算中,前1%人群所占的财富份额几乎是相同的。从这两份目前可用于衡量美国财富不平等的来源中,可以发现前1%人群拥有家庭总财富的40%。确切地说,按收入资产化估算,2016年前1%人群占有的财富份额为38.9%。而按同年的SCF估计(剔除福布斯400)时,份额是38.8%。当包括福布斯400时,这一数字达到了40.8%。无论是从收入资产化还是从SCF数据中,都可以发现最富有1%的美国税务单位 (tax unit) 或家庭拥有的财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在收入资产化的序列中,前1%税务单位(约有1700000个税务单位)平均拥有1760万美元(接近税务单位年平均财富453000美元的40倍)。在SCF中,前1%家庭(约1260000个家庭,不包括福布斯400)平均拥有2680万美元(接近每个家庭平均财富692000美元的40倍)。下文中将提到,在可以估算收入不平等的国家中,除了俄罗斯,没有哪个国家有达到类似高度的财富不平等水平

其次,SCF数据和收入资产化估计都显示,自1989年即现代SCF的第一波调查以来,财富集中度同样大幅上升。在SCF中,前1%人群占有的财富份额自1989年以来增加了9%,包含福布斯400后则增加达10%;在收入资产化的估计中,财富份额增加了11%。

而在以上两个数据来源中,后90%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份额则在以相似的比例崩溃SCF和收入资产化数据均为下降10%)。在现代SCF之前,历史消费者财务调查的由自由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的经济行为项目 (Economic Behavior Program) 在1948年至1977年间开展;与现代SCF相比,这些早期调查与现代调查在采样上有所不同。协调了历史和现代调查后,一个跨越近70年的长期微观数据库被创建了出来)。他们发现,自1950年以来,前10人群%的财富份额的演进趋势与Saez和Zucman (2016) 所获得的相同。总之,虽然SCF和收入资产化虽然基于完全不同的数据来源和估算方法,但都表明了,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快速加剧,前1%人群的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代的25%-30%上升到2016年的约40%。

这一发现也直接暗示着整体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加。收入的分布y取决于劳动收入的分布yL(由教育,技术,工会和最低工资等因素决定)和资本收入分布yK(由财富和回报率分配决定),劳动力和资本收入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 (即,在国民收入Y中,资本和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分别为α = YK / Y和1 - α)。根据Sklar定理,劳动力和资本收入的联合分布h,可以表示为劳动力和资本收入的边际分布f (yL) 和g (yK) 与copula c系数(即两者在百分位数上的联合分布)的乘积:

自1980年代以来,所有收入分布的组成部分似乎都向着推高收入集中度的方向发生着变化。大量证据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尤其是CEO薪酬急剧增加。SCF和所得税数据均显示财富不平等正在上升,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也在增加。国民账户数据显示,在企业部门和和整个经济中,资本所得的比例在国民收入有所增加。这意味着一种不均衡的力量,因为资本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不平等。同时,从报税表的数据可证,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也在增加。

3.2 调和SCF和资产化所得税数据

尽管在SCF和收入资产化的估计中,财富集中度的水平和趋势相似,但两个来源之间存在细微差别。首先,尽管从中期来看,两者所示的演变相似,但有两点差异。一是两份数据源显示的前1%人群财富份额的增长并非完全同时发生,SCF显示2000年代财富集中度增长相对温和,而自2010年以来大幅增加;虽然收入资产化显示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财富集中度大幅增加,自那之后趋势稳定了下来。二是,在前1%人群内部,收入资产化估算与SCF相比,显示有更多的财富为前0.1%人群占有,而SCF则显示余下0.9%占有的比例更高。

两份数据来源各自有其局限性,SCF因抽样原因,尽管已经对最高收入阶层进行了过度抽样,但仍仅有相对较少的富裕家庭被纳入调查,而收入资产化的估算也有不确定性,Saez和Zucman (2016) 的资产化算法在简化中对每个资产类别在每年都应用了相同的收益率,而现实中则不太可能。在债券和存款利率较高的年份,资产化的方法可能高估了财富集中度。Kopczuk (2015) 认为,资产化方法可能会高估低利率期间的财富集中度。然而,在2010 - 2016年期间,SCF显示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超过了收入资产化的估算,但在此期间利率非常低。尽管SCF与收入收入资产化估算都存在局限性,但两组各自独立的数据源都证实了相同水平的财富集中度,和惊人相似的中期财富比例变动趋势,他们与福布斯400的数据一起描绘了相同的图景:财富分配顶端人群的集中度急剧上升。

(未完待续)


编译:张一苇,夏立

来源:Zucman, Gabriel, Global Wealth Inequality, UC Berkeley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Feb. 7th 2019

评论